四渡赤水的意义与影响
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一、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便没有四渡赤水的胜利。
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5 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途中，由于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设置多道封锁线，对红军迸行围追堵截，阻止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企图消灭红军于江西、湖南境内；
又由于当时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实行“左”倾冒险和右倾逃跑的军事路线，红军一度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特别是在通过敌人的第四条封锁线——湘江时，损失极其惨重，中央红军损兵折将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
严酷的事实让党和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怀念毛泽东当年指挥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的情景，盼望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指引红军走出困境，完成战略转移。
同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取得共识，为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 15—17日，中共中央利用占领贵州遵义赢得的时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由李德操纵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改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还根据变化的情况，调整了战略方向。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点。
四渡赤水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改变对红军的指挥权以后取得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四渡赤水胜利的前提和保证。
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评，不是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军事领导岗位，就不会有四渡赤水。因为这种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只有像毛泽东这样胆识睿智过人、指挥艺术高超的领袖人物才能提出；
而且也只有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才能坚持把这种战略战术付诸实施。
特别是在广大指战员对战略意图不很了解的情况下，部队在作战行动上的统一，不仅要靠决策的正确，部署的周密，纪律的保证，还要靠部队对最高军事指挥者的高度信任。
这时，指挥者的崇高威望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这几个方面为四渡赤水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指挥艺术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四渡赤水之举，并不是军事指挥家事先设想好的，而是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决定的。
它的胜利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对敌我双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中包括对敌军实力、兵力调动、行军路线、作战特点、以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等等的调查了解，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策。
1935年1 月 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和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但在土城战斗中，因对敌军兵力估计不足，未能实现预期目的。
1月 28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并于1月 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然后挥师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现为威信)。在这里，红军集中进行了整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第一、三、五、九军团。
后来因川、滇敌军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红军决定暂缓北渡，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21 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人的重大胜利。
接着蒋介石迅即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再一次转兵西进，于3月 16——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围堵，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22 日四渡赤水。
此后，红军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以每天120里的速度西进，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
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 月初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军的追堵拦截。由此可见，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的胜利，它创造了我军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四渡赤水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加强了他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
对于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并不是所有指挥员都赞同的。当时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就提出异议，认为毛泽东的指挥不行，会把部队拖垮，甚至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下台，因而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
会理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机动作战、摆脱敌军重围的方针。四渡赤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和高明，使广大的干部、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更加认识到，跟着毛泽东就能走出困境，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从而极大地鼓舞他们在毛泽东领导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战略转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经过四渡赤水锻炼的广大干部和指战员，许多人后来成长为革命战争的领导骨干，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四渡赤水的胜利，丰富了我们党领导和指挥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毛泽东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深刻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其中无疑包括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四渡赤水之战的经验。
这些经验以及在此前后取得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毛泽东的光辉著作中得到理论上的升华，成为指导军事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要注意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把它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使理论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实践。
五、四渡赤水的胜利表明，领导能力和指挥水平的高低，对于党和军队的兴亡，革命的成败，关系极大。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当毛泽东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在既无实践经验又无正确理论指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了重大失败。
继而在长征途中又遭到重大挫折，险些葬送了党和红军，葬送了革命。在遵义会议重新恢复毛泽东的领导，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后，党和红军就很快从危难中走出来，转危为安，并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不仅在战争年代十分重要，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非常重要。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长期执政的党，担负的历史使命十分繁重，所处的环境又十分复杂，努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更加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兴亡，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须臾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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