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怎么死的一定要死吗-生活网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向来是《三国演义》中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目。时至今日，许多《三国》爱好者在谈及文中“狂妄自大却只知纸上谈兵”的马谡时，依然忿忿不平，深为蜀汉之徒劳无功而扼腕叹息。毕竟，对于坚守“拥刘贬曹”的主流价值观的读者而言，马谡之罪是万死难辞其咎的，所以即便孔明已经“挥泪斩马谡”了。但方寸之间的愤懑与怨恨却丝毫不曾消减。可如果根据正史《三国志》本传中的记载而言，“马谡之死”却远非如此简单而已。因为史传中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是被诸葛亮杀掉的。

　　（一）《三国演义》版“马谡之死”

　　建兴六年（公元228）春，诸葛亮拜表请战，出师北伐。话说此次军事行动实乃诸葛亮在平定南蛮叛乱之后，历经数年筹备、良苦谋划、志在必得的作品。因为，此时正是魏文帝曹丕刚刚去世，初执朝政的曹睿忙着熟悉政局，安插亲信；朝局震荡、人心思变的时候。所谓“敌国之患，吾之幸也”，以蜀、魏两国的国势强弱而言，实在没有比此时出兵更好的机会了。

　　所以，在戎装齐整、威武整肃的蜀军在刚刚出征的时候，就接二连三的迎来了利好的消息，先是累次三番的击败大都督曹真，将魏军逼的好不狼狈，之后又迎来前蜀旧将孟达的降表，最后又有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归蜀的捷报。北伐至此，真可谓势如破竹、大胜在望。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但“人间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就在蜀军凯歌高走之时，魏国大将军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挫败了孟达“里应外合”的阴谋。尔后又迅速应对，命先锋张郃驰往要塞街亭，以期切断蜀军粮道，使之不战自溃。

　　司马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吾与汝迳取街亭，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

　　当此情形危急之际，素来才华出众、计谋深沉的参军马谡于是主动请缨，愿意担负扼守街亭的重任，甚且不顾孔明的劝慰和衷告，一意孤行的立下军令状。至于本就爱才心切的诸葛亮也就勉为其难，在对他进行再三嘱托告诫之后，又将平生谨慎的王平在旁协作，以期能够万无一失。这样之后，就命马谡率领军中精锐前往街亭重镇。毕竟，不管怎么说，扼守关隘终究不不必攻城陷地，只要马谡能够依计而行，势必能够万无一失。可即便如此“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却依然放心不下，又安排高翔前往接引。

　　但凡事皆有偶然，自负其能而又建功心切的马谡终究还是违逆了诸葛亮的安排。遂致街亭失守，形势大好的北伐战斗不得不就此终止，匆匆忙忙的搬取了三郡百姓退回汉中。这之后，才追究马谡“违背节度，以致败军”的责任，将其斩杀以严军法。

　　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就《三国演义》的记载而言，马谡死于孔明之手，实无异议。甚至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也有“戮谡以谢众。”的相关记载。但是如果仔细翻阅《三国志.蜀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马谡之死”实在疑点多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楚，甚至于，马谡到底是怎么死的都还是个疑问。

　　二：《三国志》中的“马谡之死”

　　与《三国演义》中干净利索、明白清爽的“马谡之死”不同，在《三国志.蜀书》本传中，却存在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关于“马谡之死”的记录。

　　1，六年春，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 ——《诸葛亮传》

　　2，（向）郎素与马谡善（交好），谡逃亡，郎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霍王向张杨费传》

　　3，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 ——《董刘马陈董吕传》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以《诸葛亮传》为底本来敷衍“街亭之败和马谡之死”的。可在同为陈寿所著的《向朗传》和《马谡传》中，马谡之死，似乎并不像“戮谡以谢众”这么简单。这种间似乎还经历了不少波折。不然，陈寿又何必在《向朗传》和《马谡传》中多此画蛇添足之笔呢？可如果说是陈寿记错了的话，又实在说不通。

　　毕竟，陈寿本就是蜀国人，不仅距离事发年代不远，理当有所耳闻，而且据《晋书》记载，陈寿之父当年乃是马谡的参军，在马谡因街亭之败被杀之后，陈寿的父亲亦因受牵连而被处以髡刑，贬归家居。再者，根据陈寿的生年推论，他应该出生在其父被贬归之后数年，如此，则作为当年事件之亲身经历着的陈寿之父，自然有将“事件之真相”告诉陈寿的可能。而如果就此推论的话，陈寿误记的说法必然是不存在的。更何况，再陈寿著史之时，蜀国早已灭亡，并不存在“为尊者讳”的说法，而诸葛亮与陈寿家更是因为马谡的关系而有所仇怨，就此而言，陈寿完全没有曲笔讳言的必要。

　　那么，陈寿为何又要做这相互抵牾的记录呢？抑或者说，早在陈寿搜集史料之初，就已经流传着这数种有关“马谡之死”的不同版本了？而陈寿在无从区判取择的情况下，只能秉承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一一记录在册呢？

　　三：关于“马谡之死”的合理推解

　　如果撇开《三国演义》而不说，单就《三国志》本传的三条记载而言的话，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古来行军作战之人，哪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道理？所以，在我看来，虽说街亭至关重要，甚至因此而直接导致了北伐失败，但却并不足以就此要了马谡的性命。

　　而在《三国演义》中，逼死马谡的也不是诸葛亮，而是马谡请战之时，怕孔明不允而迫不及待的立下的“军令状”。换句话说，没有“军令状”在，马谡就不必为此葬送性命。但在《三国志》本传中，却没有任何有关“军令状”的记载。话说，如此重要的线索，颇有“史识”的陈寿断然是不会轻易忽略的。那么，只能说，在真实的历史上，确实不存在“马谡立军令状”一事。

　　据此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根据“史实”的记载，进行如下的推论：

　　在马谡战败街亭、孔明败退汉中之后，由于马谡罪责甚重，但却还不到非死不可的地步。于是，原本就和马氏兄弟交往甚密的孔明就将马谡软禁家中，静待朝廷审查一定罪责。当此之际，内心惶恐战惧的马谡因为害怕责罚过重，于是冒死逃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刚踏上逃亡之路的马谡随即被负责看押监管他的官吏抓获归案。并直接交由诸葛亮处理。

　　在审理马谡逃亡之事的过程中，素来与马谡关系交好的向郎因为知道马谡逃亡，却知情不报而被诸葛亮罢官遣归。至于前有败军之罪，今有逃亡之责的马谡则被对他“失望至极、痛心不已”的诸葛亮投入大狱之中。而身处狱中的马谡一方面因为自知罪责深重，万死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则深感又负诸葛亮的知遇器重之恩，在感愧交杂之中，染病身亡。换言之，马谡本来是可以不死的，毕竟，无论诸葛亮治蜀有多严苛，但无论是出于对“胜败兵家事不期”的认知，还是对“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的赏识。虽有街亭之败的马谡终究是罪不至死的。

　　所以，当诸葛亮得知马谡在狱身亡的消息时，他才会泪如雨下，泣下沾襟。而严于“国法无情”的执政原则，在北伐之役的赏罚下来后，诸葛亮就用马谡的尸身来践行国法的威严。如此一来，《三国志》本传中的三条相互龃龉的记载也就可以说得通了。而马谡之死到此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

　　当然，以上终究还是属于我个人立足于《三国志》本传记载之上的推论而已，就逻辑关系上而言是说得通的，但却依然缺少实际证据的辅佐。如此迷局，想来只有静等有朝一日，考古挖掘的发现了。

　　四：为了迎合世俗而被艺术化的“马谡之死”

　　如果就《三国演义》而言，马谡死于诸葛亮之手确实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这演义终究只是演义，是文学作品，是在经过后人的添砖加瓦之后形成的艺术品。而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史料而言，在罗贯中著成《三国演义》之前，书中的大量章回篇目就已经在市面上大肆流行，而限于彼时“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的熏染，即便是市井蒙昧之人也是“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

　　由此可见，当时的天下，虽然读书的不多，但方寸之间却又极有“名分”的观念，“曹胜而刘败”的现实简直是在冲击着他们可怜而固执的价值观。如此，人们自然是万分希望诸葛亮能够反攻成功，一举扫曹魏，荡涤乱世，重塑大汉朝的朗朗乾坤。而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知。贻误北伐大计的马谡自然就陷于必死无疑的境地。而“下狱物故”的说法也就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当此之际，唯有“斩谡以谢众”才是大家最渴望见到的。而作为通俗类话本小说创作者的罗贯中，当然是要以观众之需要为需要了。如此，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也就不再重要了。

　　除此之外，罗贯中本人又是元末明初之人。而在当时，我堂堂汉人正处于蒙元异族的铁骑蹂躏之下，身为一个有热血有情怀，有英雄梦豪杰志的青年，罗贯中的创作中自然也就有了分明的正统思想和强烈的家国意识。毕竟，古人创作大抵讲究些什么“言外之意”“遣志寄怀”的趣味。谁又能保证《三国演义》的作者没些特殊的情怀寄寓其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