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农抑商什么时候开始在全国推行的介绍，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最近很多人问小编这样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详细分享一下重农抑商什么时候开始在全国推行吧！
自从战国以后，重农抑商就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国策，虽然期间有些王朝也曾解禁过“抑商”，但古代对商业的重视远不及农业，商业在古代甚至被称为“末技”，意思是微不足道的行业。
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受限于古代不发达的生产力，朝廷需要将有限的劳动力最大限度的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商人不事生产，自然不受待见。
第二个原因是商人更加崇尚自由，相比于农民而更加难以控制，因此长期受到封建王朝的打压。
重农抑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古代社会生产力不高，统治者需要将有限的劳动力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才能保证国家的基本运转。而商人并不从事生产，自然遭到了官府的打压
重农抑商起源于战国时代，今天很多人认为重农抑商是起源于儒家，但其实儒家在建立之初并不排斥商业，反而认为商业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孟子就曾说过：“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官方减少关税等税收，鼓励商业的发展。可见在儒家兴起之初是支持商业的，在整个春秋时代，中原各国都是农商并重，直到战国时期法家兴起，重农抑商的风气开始兴起。
春秋末期，魏国大臣李悝率先掀起变法，李悝变法的一个重要宗旨便是“尽地力”、“禁技巧”，所谓“尽地力”就是保证农业生产，尽最大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粮食多了国力自然就强大了。而“禁技巧”则是禁止包括商业在内的等无关生产活动的事情，让有限的劳动力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
作为法家代表，李悝的变法深深影响到了日后所有战国时期的变法，尤其是商鞅变法，直言奖励耕战，抑制商业发展。
（李悝首次系统性的提出重农抑商政策）
其实在战国时代，各国官府都很务实，重农抑商在当时并不算是错误的政策，因为那时的生产力低下，多一个人去种地就能多收获一份庄稼。而商人不从事生产，通过倒买倒卖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必然会吸引大量的人投身商业，这样会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
可能有人会好奇，既然商人能从产生高额的利润，那么官府只要从商人手中适当地征税不就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了吗？
的确！官府可以通过征收商业税获利，但是大家太小看官府的胃口的，征税无非是官府和商人瓜分商业利益，这其中商人肯定是要拿走部分利润的，起码也要喝口汤，然而官府连汤都不想让商人喝！
从春秋时期，各国官府自己就开始当商人，施行盐铁专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食盐、铁器和茶叶的买卖一直受到官府控制，特别是食盐，长期被官府垄断，只允许官府独家销售，这个利润是相当大的。所以古代的重农抑商只是压制民间商业，实际上官府自己就是大商人。
（古代的食盐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全部都是由政府操控，后来虽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也是要在政府的授权下才可以从事食盐销售的）
重农抑以及官府垄断部分商品的行为在西汉时期就受到过严厉地抨击，不过由于连年的战乱造成海内空虚，在汉朝初年朝廷还是推行重农抑商。不过随着社会的恢复，许多有识之士再度站出来要求修正抑商政策，司马迁就曾指责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
到了汉昭帝时曾召开了一场著名的盐铁之议，讨论是否废除盐铁专卖，结果经过廷议，汉昭帝决定废除部分冶铁专卖。
不过限于当时农业产量较低的现实，虽然朝廷暂时性的废除了部分盐铁专卖，但重农抑商政策仍在推行，因此除了影响农业生产以外，商人还会对封建王朝产生巨大的威胁。
举个例子，汉宣帝时期有个大臣叫龚遂，是个干吏，他在渤海郡（今山东省）任太守时便奖励农桑，《汉书·龚遂传》记载：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这句话的意思龚遂认为山东人生活奢侈，喜欢商业，不爱耕作，他便以身作则鼓励人民种地，当地粮食渐渐丰盈，官府和百姓都十分富有，官司也都平息了。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重农抑商不仅仅可以保证粮食生产，还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商人的流动性要比农民高很多，他们不稳定因素也要高很多，这对王朝的统治也是很不利的。事实证明，商人在蓄积一定实力后就会引发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么出现的，所以封建王朝必然要打压商业。
但是时代总是要发展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当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之后，剩余的农产品自然需要去交易，需要商业的刺激和帮助，而此时再抑制商业就行不通了。
到中国北宋时期，北宋朝廷开始有限的鼓励商业发展，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商人阶级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好景不长，两宋繁荣的商品经济后来被蒙元所打断，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开始复兴。1567年，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皇帝，明朝最被低估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史称“隆庆新政”）
隆庆开关极大地繁荣了明朝的海外贸易，到明末时期江南的富商巨贾比比皆是，这些新兴的商人阶层（还算不上资产阶级）也给自己在朝廷里面找了个代理人，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个代理人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一直反对朝廷向商人征税，他们经常将“朝廷不可与民争利”的正义之词放在嘴边，这导致明廷很难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只能继续压榨农业，进而引发和加剧了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后世许多舆论认为，对于明朝的灭亡，东林党是要负有责任的。
入清之后，清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比明政府更加保守，清世宗雍正皇帝曾说过：
朕观四民(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恩诏农民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令地方官不时嘉奖，以示鼓励。是岁又奉谕旨劝课农事，于每乡中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
这些话都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以及对商业的轻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了，而是担心汉族商人坐大，威胁满洲贵族的统治。
（雍正皇帝下令所画的《耕织图》，因此鼓励农业发展）
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开始鼓励商业，但由于政权仍旧时握在封建满洲贵族手中，商人的利益还是得不到保障，于是到了清末商人阶层联合民族主义者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贵族对中国长达276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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