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清楚魏晋南北朝最黑暗的时候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最黑暗的时候的内容吧！
提起魏晋南北朝，一般读者只有一个印象："乱！太乱了！"
兵乱频繁，国家太多。五胡十六国，中间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政权的兴替更迭，非专业人士，只会被这些史料给逼疯，觉得自己脑子不太好使。
其实，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除了黑暗，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主题线：一是民族大融合；二是贵族制度。
这两条线，对于中华文明的再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一场"天地一大变革"，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可能堪比近代中国的"三千年之一大变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历史伏笔 魏晋南北朝，假如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开始算起，到公元589年隋朝正式统一，那么这一次大分裂期，刚好四百年。
中间除了有西晋三十多年的统一时光，其余的主旋律都是兵乱和战祸。
其实这次乱世在东汉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东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西迁。这部分西迁的匈奴人，被西方部分史学家认为是引起欧洲日耳曼人迁徙的原因之一。一部分匈奴人则在东汉朝廷的允许下，进入长城以内的地方生活。
不单单是匈奴，其他少数民族，比如日后被称为"五胡"的其他民族，鲜卑、羯、氐、羌，都已经开始在汉族周边地区生活，和汉族时有冲突，时有合作。
东汉世系图
对于如何处理同这些部族的关系，当时的大臣们颇为顾虑。这些部族在文化上不占优势，但军事和兵力很强，甚至会给中原王朝带来一定的威慑感和恐惧感。
这种担忧在中原核心政权完全崩溃时，成了现实。
另外一根伏笔是东汉时期形成的贵族官僚。这里的贵族，指的是两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和掌握地方军事权力的大豪族。
东汉的政治体系中，地方长官有权得到军事权力。几代人积累下来，这些长官背后的家族发展成为地方实力和军事势力兼具的大豪族。
这些豪族及其相关集团还具有良好的儒学教养，在和平时期讲究忠君思想。等到东汉王朝作古后，没有中央权力制约的豪族，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
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四世三公的豪族之家。虽然在三国争斗中，袁绍、袁术和刘璋这类大豪族失败，但豪族的整体势力依旧很强。
后来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把人事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中正官。豪族纷纷利用这个制度漏洞，把家族成员塞到朝廷当官，巩固自己势力。九品官人法成为世家大族把持的入仕通道。
司马氏本身也是豪族代表，他们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前提是要得到豪族的支持。因此，他们制定的政策非常有利于豪族势力，说两晋是豪族政权，不是虚言。
这些豪族政权，按照往常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只知道把持权力和维护自身地位的权力蛀虫。
但在这个大乱世，他们的存在，也有这积极的一面。
变夷为夏的过程 司马懿活到了72岁，这在当时是特别少有的高寿。他晚年之际，他所有的对手都一一作古。这使得他为晋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继续巩固司马家族的势力。司马炎上台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但是司马炎晚年以私心甚重，力保白痴儿子司马衷继位，导致贾南风上位，造成八王之乱。
这种动乱的根源，在于晋朝政权的本质就是一个豪族世家的政权。政权内能出任高官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司马炎上台后，又大封亲族，允许这些王爷掌握地方军权和财权。
因此，当贾南风乱政之时，各方势力，纷纷造反，中原的局势陷入一锅乱粥的状态。
人们忘记周边还有虎狼之师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陷入内乱后，周边的胡族势力纷纷侵入汉地。
出自昔日匈奴族的刘渊，趁机建立汉国，并占领了太原和平阳等地。刘渊死后，他建立的汉国，势力一分为二，一部分演变为前赵，一部分演变为后赵，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五胡十六国的公元纪年为公元304年到439年，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期中的一部分。
八王之乱后，晋朝部分宗室前往南方，建立东晋，统治南方地区。而在北方，各个政权你来我往，前前后后冒出来了二十多个政权。十六国，其实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这些胡族政权建立后，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和境内汉族人的关系，以便进行更好的统治。
总体来说，胡族和汉族的关系在排斥和接受两个极点上，不断相互进行磨合。
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胡族政权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在文化上有着浓厚的心理优势，对胡族的轻视是刻在骨子里的。一方面对胡族在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又有着深刻的恐惧感。
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始终有经世济民的追求。他们面对天下之乱世，也想着贡献自己的力量，引导乱世步入治世。
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在影响着这些少数民族。
《晋书》曾经记载了匈奴人刘渊一句话："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意思是说，大禹和文王都是出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有德者可为帝王。
刘渊后来建立其一个汉族式的政权。他用汉族的官名设立官职，为汉高祖刘邦等两汉帝王设立牌位，进行祭祀。
刘渊之后出生羯族的石勒，对本民族的习俗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儿子不可再续娶父亲的妻妾，对汉文化和汉民族实行保护政策。
这一时期，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都在不断地进行试探和融合。
隋唐王朝的母胎 这种民族的融合，在北魏孝文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期。
北魏的建立，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是出生鲜卑族的孝文帝，其志向不仅仅是作鲜卑族的帝王，而是做一个统一帝国的中华天子。
在孝文帝的身上，鲜卑化和汉化的矛盾并不存在，他强势推行鲜卑族的全盘汉化，这其中包括了语言、服饰甚至是姓氏。
对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史书上正面评价居多。但不得不说，欲速则不达，过度汉化使得鲜卑政权内部离心离德，而且迅速失去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优势。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汉化和抵制汉化，杀戮与和平，使得北方成为汉文化和少数文化的大熔炉。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中，有一项改革就是强制命令鲜卑贵族和当时的汉族世家大族进行联姻。
联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等时光步入隋唐时代，隋唐两朝皇室互为姻亲。在他们的血缘关系上，都有深厚的鲜卑渊源。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就特别喜欢鲜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度达到令太子史官都不能容忍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反证。
隋唐时期绚烂繁荣的文化，根源在于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
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塞外的血缘关系注入到中原王朝，令陈腐而长久的文化拥有了强健活泼的基因，再次迸发出新的生机，令后来的中国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江南的开发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江南的统治和开发，使得这片土地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这种历史机遇，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孙吴政权近六十年的苦心经营，后来的经济中心南移，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
八王之乱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而一部分北方汉人，包括不少世家大族，选择举族南迁。这些世家大族到达北方后，一方面和江南本地大族形成竞争对峙状态，毕竟要争夺土地和财源；
另一方面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大族必须形成合作，建立一个稳定的王族政权，才能应对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和战乱。
当时的江南，远非今日的富庶繁盛之地。江南的繁华和烟云，离不开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南史》有一段记载："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
时间是公元552年。淮南是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境内。这个记录从侧面反应，当时的江南与传统的关中地区相比，在经济和文化上，并不占优势。
江南还有不少本土 "蛮族"。这些蛮族在饮食、语言和服饰上，都和传统的中原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随着统治的深入和政权的更替，当地的"蛮人"和汉族有了更深入的来往。
汉人政权需要这些当地人作为人力资源的补充；当地人需要北方人带过来的先进技术文化，尤其农业生产技术；甚至有不少汉人和当地的"蛮族"联姻，触犯律法就逃到对方的地盘，政府也无可奈何。
这一场北人南下的浪潮持续了近三百年，很少有回迁潮出现。南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新局面。
虽然反抗和冲突时有发生，但融合才是大方向。
唐史学家刘知几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史通》中，用衣冠南渡来形容这一事件的中原士族南迁。
这一次的衣冠南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后来的两次人口迁移分别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以及靖康之耻后大量宋人随着宋高宗而转移。
当胡人从长城外进入长城内的北方地区，北方的汉人则被迫前往更远的南方。胡人在北方与汉人融合，汉人在南方与蛮人融合，中华民族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重建和扩大。
胡人和蛮人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成汉民族的一部分。
五胡乱华中，汉人的人口急剧减少，一度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说这一事件，不能用"黑暗"这一个词汇来概括，真正的意义在于在这场民族危机中，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用了四百年时间将原本的敌人内化成自身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复原力，可能在其他文化中，无法见到和重现。
前面也提到，贵族制在这场的乱世中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贵族拥有比普通人和个体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世家大族在这场危机中，成为汉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
我们常说，贵族制度一度成为皇权的掣肘，而且讲究出身的门阀制度，也对社会的公平和流动造成损害。
但历史是一个多面体。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不同方向的探照灯光，照到历史不同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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