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下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神权,看看有没有你不知道的知识?一起涨知识啊~
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是神权社会、君权社会、民权社会。
以此为基础,也就形成了所谓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和民权国家。
但,这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依次展开。
一般认为,神权完了,才有君权;君权完了,才有民权。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既有神权又有君权,甚至还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但,肯定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欧洲,这三个阶段比较清晰,而且几乎是泾渭分明地依次展开。
古罗马以后的中世纪,大体可以认为是神权社会;文艺复兴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君权社会;启蒙运动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民权社会。
但,这仅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历史则是另外一条发展路径。
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神权社会阶段。甚至,我们都很难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就是神权国家。
如果夏朝和商朝不是,那么在这更早之前呢?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时候,只能是神权社会了吧?
也不一定。
关键是这个神权的权,是怎么来的。
只有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神权才会具备产生的物质载体。
而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就不可能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
于是,神权也就缺乏产生的物质载体。
所以,你只能说当时是原始村落、原始部落的社会,而不是神权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也有各种神灵崇拜,但也不能说是神权社会。因为权力的来源,不是神;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方式,也不是神权性质的。
在当时,只能说是城邦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A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但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应该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因为亚里士多德还说过:脱离了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古希腊是城邦社会。
这种城邦社会,怎么也不能算作神权社会。
既然不能界定为神权社会,那还能说当时是君权社会或民权社会吗?
你总得找到一个吧。
神权、君权、民权,只是概念。概念不足以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不是真实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概念出了问题。
概念就像拐棍,用的好就用,用不好就换一根。
所以,神权、君权以及民权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组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框架。
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源自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在这个路径上,才有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即神权社会;然后,才有古希腊文明重新抬头的文艺复兴,即君权社会;再后,才有古希腊文明强势发展的启蒙运动,即民权社会。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
路径依赖后的发展,形成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某一路径的形成,却充满偶然,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或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按照神权、君权以及民权这个认知框架发展的。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也难以形成神权国家。
那么,中国的路径依赖以及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可以认为是族群社会形态。
简单说,就是一个大家族带着一众旁支小家族,一起生产、一起生活、一起祭祀、一起打仗。
于是,演化出了宗法制。
夏商周三代末期,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
这时候,无论是家族还是族群,都不足以动员社会、组织国家,更无力面对空前激烈的外部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这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持续了450余年。而且,越到后期,竞争越激烈。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光被秦军斩杀俘虏的赵国军民就有45万之多,“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战争规模超过百万。而这可是在2000多年前。
这种量级的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路径,逼着历史出现新的拐点。
因为各大战国必须疯狂升级自己在征兵、税收、后勤、行政管理和战争运作方面的能力。
最后,这种能力升级到了什么程度?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搞了一次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仅是数清人头、记下名字。但就这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没完成。因为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最后收集上来的全是无用数据。
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秦战国实施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口普查。但是,不仅要数清有多少人,而且还有分类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甚至还要数清楚有多少牛、马等大牲畜。这个难度指数远超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了。然而,秦战国硬是把这事干成了。
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出现了早熟,甩开一切可能路径,直接开启了君权国家,甚至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而标志性事件就是秦朝的建立。
大秦帝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制国家。这个中央集权,实际是一种君主集权。所以,权可认为是君权社会。
但是,与西方的君权社会或君权国家还不一样。因为秦朝这种君权国家是建立在强大官僚制的基础之上。
所以,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而秦朝完全具备这个特征。
然后,百代皆行秦政制。
族群社会形态以及宗法制的国家,发展到编户齐民的小家庭社会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和必然性。
而无论是宗法制的国家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都拥有了比神权更有力量的组织方式,所以完全不需要再用神权方式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
那么,仅是因为春秋战国的战争竞争状态,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早熟的路径依赖吗?
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环境。所以,继续往前追溯,一定要追溯到民情、追溯到思想史层面。而中国古人关于鬼神的态度,则又是一种偶然开悟造就了必然路径。
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然后周王自称周天子。
天在上、人在下,中国也有了神权的萌芽和可能。但是,没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这种神权也仅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那么,“天下服矣”之后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就是圣人君主的态度。圣人君主,也就是统治者,那他们到底相不相信鬼神呢?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就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关键是这个“如”字,也就是“好像”,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这些个统治者自己,压根不相信有什么鬼神,鬼神只是使“天下服矣”的工具。
于是,圣人、君子以及统治者们,或者说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统统都应该是无神论者。
为什么说“应该”?
因为“神道设教”往往也会把一些统治者给绕进去,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也相信了。所以,汉宣帝才会批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虽然夏道尊命、殷人尊神,但后面总要跟上一个“事鬼敬神而远之”。即便儒家圣人孔子,也会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一种元认知的偶然性。
古希伯来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采取了捆绑立约的方式。
摩西十诫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立约文书,规定了以色列人的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权利就是上帝保佑他们打仗能打胜仗。后来却事与愿违了。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无论以后怎么发展,西方人一定纠结于神权、君权与民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要么是一种敬而远之、要么是一种神道设教、要么是一种存而不论。
春秋时期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爱讲人道,不爱讲神道。同时期的叔孙穆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修。“三不朽”论,竟然与神毫无关系。而孔子则更为直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离鬼神远点儿、别想太多,这才是智慧啊。如果非要想呢?那就是杞人忧天。
所以,在最初的思想层面,或者说最初的元认知层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背道而驰。西方人选择捆绑立约,中国人选择敬而远之。所以,西方进入了神权社会,建立了神权国家;而中国始终停留于我爱生生的世俗社会,建立了政治早熟的传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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