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的火炮厉害吗
康熙时期，大清的火炮水准至少在表面上依然与西方非常接近。
然而，100多年后，当英军来攻时，大清的装备却与对手完全不在一个时代。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康熙时期的火器水准与西方已有差距，但差距不大 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王遣使来华，进贡“璠肠鸟枪”，康熙令火器家戴梓仿造10支，回赠荷兰来使。
由此来看，当时的西方火器虽然先进，但大清要制造出来并没有问题。
“引进+改造”，正是康熙朝火器发展的实际反映。
与后来的历代清帝不同，康熙是比较开放的，他十分注意通过西方传教士来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同时，严峻的国防压力，也使康熙对火器的制造和装备十分重视。
当时，康熙的对手们都有一定的火器水准。
吴三桂、耿精忠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红衣大炮。
郑氏政权则保持与荷兰、英国的长期联系，保持着相对先进的火炮能力。
准噶尔也曾聘请瑞典人（当时瑞典的火炮水准是欧洲最先进的）制作火炮。
为了应付这些对手，康熙深知“军中火器，甚属必要”，十分重视火器的研制和制造。
自康熙十一年至康熙六十年，仅中央制作的各种火炮就达905门。
由于康熙朝的战事既发生在南方山地，又在沿海岛屿，既在茫茫草原也在雅克萨这样的坚城，因此，康熙朝的火炮种类丰富，其中，既有红衣大炮，也有冲天炮、字母炮及奇炮等新型火炮；既有大口径重炮，也有各类便于携带的轻型火炮。
总体上，康熙朝的先进火炮，已主要是“引进+改造”，虽与西方最先进水准有稍许差距，但总体上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而，康熙年间的火器水准，却已是鸦片战争前大清火器的最高水准了。
停滞、倒退 如前所说，康熙重视火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压力。
三藩之乱，直接要推翻大清；噶尔丹则提出了对北方的统治权，这些都是“伤及国本”的威胁。
然而，在击败噶尔丹后，虽然大清与准噶尔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十年，大小金川、张格尔之乱、白莲教起义都威胁着大清，但其威胁与吴三桂、噶尔丹已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自康熙晚年开始，对火器的态度已经由积极发展转为防范。
不但新的研制停了下来，各军，各地，要装备何种火器，需要朝廷在指定，按照前朝留下的样式、尺寸铸造。
可以说，火器的研制、发展基本停滞了下来。
184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齐齐哈尔请求造炮，道光帝下谕按照《皇朝礼器图式》中“神威大将军炮”的样式尺寸“详细估计”。
神威大将军炮是康熙二十年制造的铜炮！
可见，大清除了重制160年前康熙时期的火器外，已经拿不出任何新东西了！
当然，根据作战需要，大清此后仍然研制了一些“新型装备”，比如抬枪等，但基本上都是在康熙朝装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没有实质突破。
到乾隆年间闭关锁国后，与西方的联系基本上维持在最低水准，大清不但落后了，还不知道自己落后了。
更可怕的是，不单只是停滞，大清的火器水准还出现了致命的滑坡。
首先，是制造能力的滑坡。
清代的火器制造，此后都要按照南怀仁等人铸造的“模”铸造，不但完全没有创新能力，而且，翻铸的次数越多，误差越大。
到道光年间时，“头尾周径不能算合，任意大小，一位一式”，康熙朝的火炮连抄都抄不会了。
其次，是大量先进装备的“失传”。
由于只是按照规定“复制”，因此，许多没有被“抄”的装备，大家连知都不知道。
比如，大清很早就研制出了爆炸弹。
可是，由于在演习和实战中较少使用，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大清还有这样的装备！
因此，鸦片战争时，英人有多种炮弹，清军只能使用实心弹，至于威力较大的爆炸弹，连林则徐都不知道大清有这样的炮弹！
再比如，戴梓曾发明了“连珠火铳”。然而，由于被“器藏于家”，没有正式装备，在“乾隆中尤存”，后来居然就失传了。
100多年间，大清的火器水平在停滞、滑坡。
而这100多年，西方的火器水平，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西方火器突飞猛进的160年 1690年，康熙取得了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
提出北方统治权的噶尔丹败亡，大清压力顿减，此后，康熙朝，乃至大清的火器发展停滞了下来。
就在2年前，法国人发明了管套式刺刀。
1703年，法军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管套式刺刀，此后，这成为西方军队的标配。
这是拉开中西方步兵差距的一次发明。
此前，由于火器需要近战掩护，因此，军中需要大量的长枪手等冷兵器。
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火器比例差不多，都是冷热兵器5：5上下。火枪，本质上只是弓弩的替代品。
管套式刺刀普遍装备后，西方的火枪兵近战能力大增，已能脱离冷兵器掩护独立作战。
由此，西方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迅速提升，由此带来了军队结构和火力密度的革命性变化。
1818年，英国研制了火帽，1835年，德国研制成打击点火药，引燃火焰，发射弹头的机柄式步枪，也就是击针枪。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装备博克式步枪，就是这类击发枪。
用这种火枪，射手可以以任何姿势（卧倒、跪地，或者在行进）射击！
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射时，只能站立射击的清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枪上的差距拉开了，火炮的差距就更大了。
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冶炼技术、生产的飞跃。
十八世纪末，西方开始用搅炼工艺锻铁，可以锻铸铁，到1829年，可以用鼓风炉的余气进行预热鼓风，使熟铁产量增加到3倍。
因此，西方的铸铁、锻铁产量迅速提高。
1720年，康熙年间，英国的铁产量为2万吨，1806年为25万吨，1850年达到250万吨！
到19世纪初，欧洲各国都已经能用生铁、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长度之比例和性能特征，区分出加农炮、榴弹炮等；炮身由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燃烧弹、散弹，火炮射程一般在1000-2000米，每分钟2至3发炮弹。
这使中西方的火炮完全拉开了差距。
不仅在质量、工艺上差距明显，即便在数量上，双方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如前所说，康熙朝四十六年铸造各类大炮905门，此后，大清的数量急剧下滑。
而在1812年的博罗季诺，一天之中，法军投入587门火炮，俄军投入640门火炮！
质量、数量，双方的差距彻底拉开了！
有差距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这种差距不能迅速追赶上。
再难以追赶的差距 其实，康熙年间的火器水平能与西方在“同一水平线”，是一轮“追赶”的结果。
火药、火器都是我国发明的。
火药、火器传入西方后，东、西方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火器。
然而，到嘉靖年间时，当葡萄牙的“佛朗机”、“鸟枪”进入时，大明已意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了。
通过学习，大明很快就掌握了这些先进火器，并能结合传统火器的特点加以改造。
因此，直到康熙时期，大清的火器水准仍然能比较轻松地与西方保持同一水平线。
然而，这一次落后所形成的差距，却再难以轻松追赶了。
因为，明代火器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火器的需求。
自大明正统年间后，天下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需要，外加统治者“恐传习漏泄”，因此，传统火器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相比之下，西方各国间及内部则争战不已，火器迅速发展，因此，到嘉靖年间时，大明反倒要向西方学习了。
当时，双方在基础科学、制造能力上都差距不大，大明自然拿来就能用，毫无压力了。
然而，大清这一次，却很难追赶上。
这一次的差距，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工业能力的大发展！
大明拿着缴获的火炮，就能改出各种佛朗机，然而，大清即便拿着英军的武器，也是制造不出来的。
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冶金技术，双方都有决定性的差距。
更可怕的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加速性，西方的技术实际上仍在加速发展，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仍在继续，因此，鸦片战争后，很长时间内，大清与西方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仍然在拉大。
在火器上，康熙时期，大清就已经是“追随者”了。
当时，西方的技术虽有优势，但不足以克服“客场劣势”、“规模劣势”，成功侵略大清。
因此，在解决了几个主要威胁后，在清统治者看来，西方技术虽好，但并不足以威胁大清，反倒是内部统治的压力比较大。
因此，大清放弃了“跟跑”，转而通过束缚手脚来维系自己的统治。
结果，在工业革命后，当西方的技术优势足以使其克服“客场劣势”、“规模劣势”时，大清根本无力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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