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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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北伐军总司令职，誓师北伐。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刚四个月，就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

　　一、宁汉分裂

　　1、蒋介石同唐生智之间的冲突

　　唐生智原本是湖南省长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而湖南在北伐前仍控制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中。1926年3月，唐出兵讨赵，企图自伐，引起吴的不满，并出师讨唐。

　　唐生智的力量无法同吴佩孚抗衡，于是表示效忠广东国民政府，被委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并恳请广东支援，于是李宗仁率第七军一部于5月先行入湘，支援唐生智。

　　唐生智北伐时期像

　　7月中旬，北伐军占领长沙；31日成立湖南省政府，以唐生智为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8月12日，北伐军众将领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唐生智建议由他率第四、七、八军进攻武汉，蒋介石率第一、二、三、六军监视江西，并要求待攻下武汉再出兵江西。

　　在此期间唐处处以自己为主体，而以蒋为副角。进攻武汉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30日直抵武昌城下。

　　此时，唐生智令第四、七两军猛攻重兵防守的武昌，而令第八军偷渡长江，轻松占领了汉口、汉阳。

　　特别是占领汉阳后，唐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于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

　　而蒋介石指挥进攻江西的北伐军进展缓慢，特别是在攻占南昌时一度受阻，损失惨重，不得不将第七军和第四军的一部调入江西战场，才转危为安。

　　相形之下，唐生智声誉日隆，政治野心日渐明显。当蒋介石率部久攻南昌和九江不下之时，唐比以前更有信心取代蒋为北伐军总司令。

　　他多次向苏联顾问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唐生智的跋扈，一度令蒋介石痛苦不堪。

　　为了限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尽快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昌。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后，异常兴奋，致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他还表示：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

　　蒋介石自提出迁都起，就一直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没想到蒋氏此举却事与愿违。

　　12月10日，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昌后，根据鲍的建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推徐谦为主席。

　　蒋介石原本在日记中所说的“责任愈重”，显然是期望加重自己的权力。而现在临时会议不仅事先不同他商量，竟然还没有他的位置，这自然引起蒋氏的极端反感。

　　当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这一决定实际上否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蒋介石的行为立即引起武汉的一致反对。他不得不于1月中旬亲赴武汉解释。但蒋介石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在到武汉当天的欢迎晚宴上同鲍罗廷发生正面冲突。

　　此后，武汉方面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承受的党内压力越来越大。此外，蒋的军费仍需由武汉筹措。

　　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是支持迁都武汉的，他曾自信地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为了迫使蒋介石迁都武汉，宋子文一度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蒋可以不顾各方的舆论，但军费不能不要。他最终被迫同意迁都。

　　2、限制蒋介石权力的斗争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限制蒋的权力，他们展开恢复党权运动，主要采取了两个步骤：

　　一是于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一是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以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两项完全是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党权和军权。一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其主旨为：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

　　一是《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其要旨是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

　　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七名成员，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规定“主席团须有不任军职之委员三人”。

　　在会议选举的新的领导机构中，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原任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职务被取消。

　　仅当选为中执会常务、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政会委员而汪精卫却缺席当选为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委、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五项要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决定自海外启程归国。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

　　蒋本人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他是通过报纸得到消息的，鉴于此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同武汉对抗，他只能无奈地表示：

　　“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

　　3、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

　　为此，他决定改变北伐路线，率军向浙江、江苏进攻，希望尽快获取江、浙两省，作为同武汉对抗的资本。

　　3月下旬，蒋介石率部占领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公开反共，实行“清党”。

　　此举得到了江浙资本家的支持，并同西方列强达成谅解。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就在此时，汪精卫回到了上海。汪精卫此次回国，一心想要恢复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但汪深知和蒋相比，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

　　因此，为了同蒋抗衡，他必须抓住国民党党权。

　　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比蒋具有优越的地位。此时的蒋介石自然不愿看到汪精卫回到武汉，因此力邀汪在上海主持“清党”大计。但汪还需要利用共产党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愿立即“分共”

　　。他对蒋表示：“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由他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并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务纠纷。

　　蒋、汪之间的这种分歧，似乎是形式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

　　汪精卫一到武汉，立即成为中心人物，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同蒋介石处于尖锐对立下的武汉政权。

　　而蒋则在4月12日公开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于是蒋抬出胡汉民同汪精卫抗衡，并赢得了胡的支持。

　　南京国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武汉政府为非法政权；武汉方面则称南京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

　　谭延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讨蒋问题大喧腾，吾无以名之，决议免职查办而散。”宁汉分裂正式形成。

　　二、宁汉合流

　　1、蒋介石的下野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宁方反攻，意图卷土重来。西线奉军精锐由张学良率领，也准备南下武汉。

　　为此，宁方李宗仁积极调解宁汉之争，“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而武汉中央迫于形势，经“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

　　于是，宁汉双方分头北伐。5月下旬，武汉方面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6月1日，汪精卫率众赴郑州同冯会晤。

　　为了求得冯的支持，汉方将河南地盘全部让给冯，决定令唐生智、张发奎回师东征蒋介石。

　　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同蒋介石会晤。此时冯玉祥的态度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

　　为了换取冯的支持，蒋“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蒋还对冯的“老练沉着，心实钦佩”，甚至“自惭轻浮，时觉惶恐”。

　　并认为“今之余与焕章相会，实为历史上得一新纪元也，当非普通之会”。

　　但冯玉祥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并不仅仅看重名分，而且要有实际的收获，在蒋没有明确条件前，绝不肯轻言合作。

　　蒋介石在答应给冯玉祥每月200万元后，冯玉祥明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并与蒋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武汉政权分共。

　　冯还对蒋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

　　这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来讲，自然是一个重大打击。此时，武汉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控制东南沿海后，对长江中游实行封锁，致使武汉的货物进出口几乎停滞；

　　另一方面是两湖地区蓬勃开展的农工运动不断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引起军官的不满，而且使本以脆弱的经济更不堪承受。

　　两湖原本是产粮大省，但各地农会阻止粮食外运，使武汉方面居然出现粮食危机，要靠从江西调粮才能维持。

　　唐生智、何键等将领更是强烈表示只有分共，才同意东征。于是，武汉政权于7月15日正式决定分共。

　　武汉分共后，为了生存，决定继续东征讨蒋。胡汉民曾请冯玉祥转电汪精卫，责问双方既已共同反共，何以继续讨蒋?汪复电称：“乃公愤而非私仇。”胡则指责汪是“意气用事”。

　　而李宗仁等宁方将领不愿同汉方作战。8月8日，李宗仁联络宁方各将领联名致电汪精卫，贺其公开分共，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党内纠纷。

　　此前，李宗仁还同倾向于武汉政权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湖口会商。

　　朱培德事后向武汉报告称：他“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惨败。7月，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反攻徐州得手。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反对，执意夺回徐州，结果为北军所败，“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当时，宁方主要军事力量就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和何应钦的第一军。他们均主张对汉缓和，实际上是逼蒋退让。而支持蒋的只有吴稚晖等几位有名无实的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当晚即宣布辞职下野，离京赴沪。

　　于是，南京完全落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李宗仁等立即致电武汉，请中央迁宁，并停止东征。

　　此时，冯玉祥也以宁汉双方调停人自居，提议在他控制下的安庆召开宁汉和谈会议

　　。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自知无能为力，决定随蒋一同辞职。

　　蒋介石既已下野，宁汉对峙暂时以汉方的胜利告终。然而这一结局并不稳定。

　　2、宁汉合流

　　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自然是兴高采烈。8月17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

　　汪精卫在会上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并声言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

　　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做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从汪氏的言论中不难读出他的得意之情。

　　在当时的党和政府里，毫无疑问是以汪的地位为最尊，言外之意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9月初，汪精卫等到南京，准备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一切纠纷。而此时的国民党，除宁汉两方外，还有一个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党部。

　　自蒋介石“清党”后，南京中央为了增强其同武汉对抗的号召力，首先恢复了因反共而被开除党籍的林森、张继等18名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党籍。

　　现在宁、汉、沪三方都一致反共了，既然要实现党内团结，自然也就要将西山会议派包括在内。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汪精卫原来的设想。首先是宁方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质疑，西山会议派更是否认三中全会的合法性。

　　而汪的权力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的，否认三中全会即是否认汪所代表的“党权”的合法性。

　　9月11-13日，宁、沪、汉三方主要负责人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正式谈话会。

　　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提议请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赴南京参加四中全会，他们一致拒绝。

　　汪问其缘故，他们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武汉三月间的三中全会，故不参加没有根据的四中全会。

　　汪精卫说如果不同意三中全会的决议，尽可于四中全会中提出修改，他们仍不同意，且根本不愿讨论这个问题。

　　汪乃转问李宗仁：在九江时你是支持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的，现在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李答：大家都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谈话会达成如下决议：由宁、沪、汉三个中央党部共推32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并负责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决定：

　　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随后三方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这完全否定了汪所提出的以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的主张。同时，汪精卫备受宁、沪两方元老的冷遇和指责，胡汉民更因汪的反复无常，拒绝与其相见。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25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均未出席。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新的中央机构，藉此消除各方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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