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清朝叫魂案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1768年的清朝叫魂案

　　清朝的很多案件，往往会跟政治扯上关系，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原因是统治者过于敏感。过犹不及，没事变成有事、小事变成大事。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博弈。不是实事求是地办案子，而是拿案子说事、搞斗争。

　　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的曾静案，肯定与政治有关。但完全可以认为是一个乡野老秀才的精神梦魇。然而，满清非要上纲上线，又是杀人又是诛心，整出了一个《大义觉迷录》，连宫廷秘闻都抖搂出来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叫魂案，也是如此。

　　但是，更邪乎，生生搞成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运动。上面一吹风，下面就燎原，老百姓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官僚系统更是来了一场大洗牌。凡是皇帝看不顺眼的官员，必须收拾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证成。

　　首先，发生了一起或几起奇葩案件。其次，案件被统治者，特别是被最高皇权，进行政治解读了。第三，皇帝诏命切峻、官僚唯命是听，郡县逼迫、必搞事情，州司严刑、必成大案。最后，就是政治化定性、政治化操作，形成了政治化的结果。

　　这事的开端不好讲。因为是牵连了十多个省、并联了很多起案件，所以到底从哪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甚至，掌握信息霸权的乾隆皇帝，也说不清楚。

　　还是先从浙江的一起案件说起吧，然后逐渐扩展，把这起事件的全貌串联起来。

　　公元1767年，浙江省德清县的东门城桥，坍塌了。这座桥建于南宋年间，所以这时候也该塌了。随后，就招标修桥，隔壁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最后中标了这个工程。

　　公元1768年，吴东明带着弟子开始修桥。干了两个月后，吴东明发现没粮食了。于是，他就返回仁和县老家采购粮食。回到老家的时候，有个叫沈士良托人找他帮忙。

　　沈士良长期被自己的两个侄子欺负。但是，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于是，就想起了叫魂的方法。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符粘在木桩顶端，锤子砸桩的时候，就相当于敲打活人的灵魂。敲多了，那个人的魂魄就会被震散。

　　所以，沈士良就托吴东明把写有自己两个侄子的纸符贴在桥桩上。但是，吴东明良心不坏，认为沈士良这么干太缺德。同时，自己也听说过叫魂的方法，担心牵涉其中。当时，告密之风盛行，还有文字狱。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吴东明就把这件事报给了保正，然后一起把这个沈士良扭送到了县衙。知县也没当什么大事来处理，只是把沈士良打了板子、戴枷示众，然后了事。

　　但是，石匠吴东明会叫魂的谣言却不胫而走了。当然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背后推手，有两个：

　　一个是民间的。德清县慈恩寺要跟临近的观音堂争香火。于是，庙里的和尚策划谣言说，观音堂的风水已经被叫魂的石匠给破坏了，那里不灵了，大家都来我们慈恩寺烧香吧。

　　一个是官方的。主要是这个官方推手，太彪悍。代表皇帝意志的军机处，给浙江省发来了廷寄。廷寄上说，你们浙江人修桥还修出妖怪来了？听说还割人头发、盗人衣襟垫在桥桩上，整什么厌胜之法。你们给我好好查，查出来必须重办。本来是写个人名的纸符，现在变成了割辫子。

　　闻浙江一带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髲衣襟等物，搘垫桥桩，以为厌胜之用者。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

　　文书是六月十二日，发出去的。随后，山东省就有了动作。为啥山东会有动作？因为这封廷寄也抄送给了其他督抚，即“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

　　六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富尼汉，上报说本省发现了两起割辫案，分别是蔡廷章案和靳贯子案。但这两个人都是小喽啰，真正的妖人，一个是浙江的吴元和尚、一个是安徽的玉石和尚。

　　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也报告说，在与山东交界的景州也发现有两人被割了发辫。

　　弄个纸符、写个名字，然后搞搞诅咒，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要是割人发辫，就一定是大事。因为满清有剃发令，但凡涉及到头发，一定要敏感。

　　而指向的地点，还是江浙地区。这地方从来都是反清的大本营。大清建国的时候，江南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就没少搞事情。

　　事件敏感、地点敏感，关键是时间也敏感。因为大清正在跟缅甸打仗，而且打得特别胶着。所以，这一切必须跟政治扯上关系。这就是政治定性了。

　　而最倒霉的就是浙江省。首先是浙江知情不报，朝廷的廷寄来了，浙江还没啥动作；其次是山东等地案件的幕后黑手，全都奔着浙江来了。

　　为啥都奔着浙江来了？

　　没有那么多坏人要害浙江，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想甩锅。皇帝说有割辫叫魂案，那就一定有；皇帝说要严查，那我们一定，而且必须查出来；但是元凶不在我们这儿，都在浙江呢、让浙江继续查。

　　既然要甩锅，所以倒霉的也不止浙江。

　　地方督抚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最讲政治的山东省，皇帝说有、肯定有，于是圣旨没到就整出了两起案子。

　　其中蔡廷章案，乞丐蔡廷章先是供出了教自己法术的师父，叫通元和尚；严刑之后又供出了通元和尚的师父，叫吴元和尚，老巢在浙江省。而且，这个吴元和尚还纠结了十几个人，准备造反。

　　靳贯子案，这个靳贯子也是一个乞丐，也是先供出了自己的师父，叫张四儒，是个算命先生；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玉石和尚，老巢在安徽宿州。这是两江总督的辖区了。

　　但是，山东人民最讲政治，随后又整出了一个韩沛显案。

　　官府的套路如出一辙，就是穷追猛打，一定要打出幕后黑手和老巢根据地。这肯定能打出来。于是，韩沛显供出了自己师父，叫法孔和尚；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明远和尚；师父肯定有老巢，老巢在江苏海州。这也是两江总督的辖区。

　　所以，跟浙江一起倒霉的，还有两江总督。

　　一时间整出这么多妖僧和妖僧的根据地，还要割辫子、搞造反。这就不可能是刑事案件了，而只能是政治案件。

　　本来都是山东的案子，怎么都跑到南方了？

　　山东巡抚富尼汉一定要迎合上意，一定要讲政治。但，迎合上意、讲政治，也要有限度。反正我查了，查的结果跟皇帝想的一样，他们肯定要造反。这就是讲政治。但我们山东人民是被蛊惑的、我们山东人民不造反，造反的祸首和老巢全在两江和浙江。这就是有限度。

　　你山东富尼汉，各种讲政治、各种受表扬，但是把锅全甩给了南方。南方官员也要甩锅。两江总督管着今天的安徽、江西和江苏。宿州的玉石和尚和海州的明远和尚都在自家的两江辖区。

　　所以，两江总督必须甩锅。两江总督高晋立即上报说：“嗣据长洲等县报称，讹言起自杭州，本境并无被割发辫者”。他直接甩给了浙江。

　　但乾隆不干了。因为这个锅甩得太生硬、太违和。一起没查出来，怎么就甩到浙江了？于是，严令两江总督认真查，不好好查就要干你：

　　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东、直隶，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无耶？足见尔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为无之陋习，甚可痛恨。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

　　两江总督不讲政治，还情有可原。因为人家关系够硬、政治资源够厚。

　　两江总督高晋的叔叔高斌是朝中大学士，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乾隆，做了皇贵妃。这是乾隆后宫的二把手。

　　所以，两江总督高晋算是乾隆的大舅子。办事拖沓就拖沓了，但浙江也拖沓，也是一起不报。于是，乾隆怒了：

　　直隶及京城俱经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转未曾缉获一二，亦未见据实奏闻？及经朕降旨查询，又阅多时，迄今犹未覆奏。苟非该督抚等于地方事务，漫不经心，置若罔闻？

　　山东闻令风动，甚至不令自行，直隶和京城也有了动作，咋了？你们江浙地区一起案子也没有，等我查问了，还是没有。你们到底干没干活？

　　对于浙江，乾隆更是愤怒。

　　六月十二日，就发了通知。但到了七月，浙江还没有动静。关键是军机大臣的廷寄已经明白告诉浙江了：那个石桥案，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给我详查。皇帝让军机处给浙江发了条短信，但浙江隔了二十多天居然不回。军机处不好使，那乾隆就直接发上谕：

　　地方有此等奸徒，本不待朕传旨询问，方行办及。此案实始于浙省，其姑息因循之习，几于牢不可破。著即将从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现在如何设法缉捕，一一详悉迅速奏闻。毋得仍前延缓，自干咎戾！

　　这种案子，就是从你们浙江起的。山东说祸首在浙江，两江不怎么干活但也说了祸首在浙江。而且，石桥案就出在你们浙江。所以，“此案实始于浙省”。皇帝直接给定性了，浙江是祸首。

　　到这时候，两江和浙江再要实事求是地查案子，那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就别想干了。所以，山东咋干，这两个地方只能咋干。

　　两江赶紧雷动：你不是说有个叫张四儒的吗？可以有，宿州衙门把一个叫张四的犯人拿办了，就是这个张四、他就是张四儒。浙江也不是善茬：你不是说有个吴元和尚吗？可以有，把什么悟源和尚、悟圆和尚全给抓了。

　　同时，两江总督高晋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他竟然举报了浙江的两个案子。一个是石桥案；一个是四和尚案。

　　石桥案已经说了，肯定是沾边了，但没有割辫子，只是写了字符。而四和尚案连边儿都不沾。

　　在浙江萧山县，有四个和尚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儿，觉得挺可爱，就逗孩子玩儿，说小孩儿将来肯定能当官。这时候，孩子的母亲出现了，以为这四个和尚是妖人在施法，于是揪着不放。事也凑巧，正赶上一个姓蔡的捕快路过。于是，蔡捕快立即把四个和尚抓了。蔡捕快本想从四个和尚身上敲诈点儿钱财，然后赶跑了事。但是，这四个和尚认死理，非要见官。到了衙门，知县老爷明察秋毫，一看就知道蔡捕快搞敲诈，然后把他打了一顿、枷号三日。这事就算完了。但现在肯定不能完了。

　　所以说，最倒霉的就是浙江，先被山东打小报告，后被两江打小报告。

　　皇帝就快骂人了。所以，官僚系统不敢再懈怠了，大家开足马力死命干。

　　官僚系统，一直有个懒病。时间长了，上下官僚们一定会各种敷衍塞责。简单说就是：拿着民脂民膏，却不干活。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但是，理性地看，这不是什么坏事。真正的坏事，是官僚系统开启彪悍模式。特别是在没事的时候，这个系统一旦马力全开，那就是两个字：折腾；四个字：往死折腾。

　　权力是必要的恶。此时，这个恶被释放出来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山东、江苏、浙江蔓延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连热河和山西也没放过，各省汇报的案件雪片般地飞到了北京。皇帝说有，肯定有；皇帝说查，肯定查。这种案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大清官员只要想搞，就能搞出来。

　　但是，折腾的始作俑者肯定是乾隆。乾隆也比这些官员生猛得多。

　　乾隆直接定性：必须把割辫案跟剃发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上纲上线。

　　同时，乾隆还搞起了专案制。

　　京师朝廷，由大学士刘统勋和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负责，“经朕责成专办”；地方政府，严令督抚大员确定责任人，专人负责。

　　这是什么？大清朝开启了举国专案模式。

　　甚至，连秘密警察都用上了，“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乾隆皇帝严令苏州织造萨载在江南地区好好查。这个苏州织造，就是大清皇帝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机构。

　　然后，老百姓呢？老百姓也没闲着。官府下了令，那就闻风而动，各种趁火打劫。最后，肯定是借着叫魂案，各种公报私仇。我说你是妖人，你就是妖人，然后往死里整。

　　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叫魂案却收尾了。乾隆皇帝下达诏命：

　　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毋庸查办。

　　原因是大清官员中有明白人，一个是刘统勋、一个是傅恒。这两个人从最初就知道叫魂案完全是一场扯淡。但皇帝非要查，他俩也拦不住。拦不住，却也不能由着皇帝任性。

　　于是，这两个大学士要求各省把案件卷宗和人犯全送到京师会审。简单说，你们审了不算，必须得由朝廷审。朝廷一审，立即水落石出。什么人犯啊、妖人啊，大多都是乞丐、游僧、无赖和流浪汉，也全是屈打成招。

　　到这个时候，乾隆即便是个瞎子，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再加上这个两个大臣百般劝说，刘统勋是眼前红人，傅恒是自己的小舅子，乾隆也就赶紧适可而止了。

　　但是，政治案件就必须政治收场。什么叫政治？政治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而统治是要靠官僚来实现的。所以，乾隆趁机对官僚集团搞了一次清洗：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前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西巡抚永德等人，交部严处；山东巡抚富尼汉，干得最卖力，另外还有一个湖北程焘，分别以布政使降补；特别是那个浙江省，“所有江浙承办缉犯旋告旋释之州县等官，均着交与该督抚逐一查明，请旨革职”。

　　转过年来，又发生了一起“政治”性案件，乾隆再次处理了一大批官员。总计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全被处理了。

　　今天回看，公元1768年的这场叫魂案，为什么演变成了一场大运动？

　　一个根子上的原因：满清统治者的不自信。

　　代表最高皇权的，有乾隆皇帝、有满清八旗贵族。这伙人一直没变的心态是：抢了汉人的江山。所以，危机意识特别重。为啥大清没出昏君？跟满清统治者的基因和传统，没啥关系。原因是这伙人不敢懈怠。你从乾隆的各种批示就能看出来，满满的都是不敢信任和不敢懈怠，危机意识特别重。明朝皇帝还能放心让东厂或锦衣卫负责情报工作，而大清则是皇帝直接兼任情报部长。为什么乾隆知道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就是大清帝国的首席情报大臣。

　　于是，行为逻辑必然事事连政治。事情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必须这么解读。

　　一个权力上的原因：皇权与官僚系统的博弈。

　　朱元璋废了宰相之后，就没有什么皇权和相权之争了。但问题更严重，演变成了最高皇权与整个官僚系统之争了。以前皇帝不开心了，那就换宰相，换一个不行、那就换两个，宰相多了、那就集体换。皇帝无论怎么折腾，也就折腾几个重臣。换完宰相之后，其他的洗牌工作交给宰相去干。朝堂也会出现血洗，但都是宰相操刀。然而，明清皇帝要洗牌，就要自己上；要换大臣，就要成批得换。而清朝统治者更为敏感，皇帝跟官僚系统的斗争只能更激烈。

　　于是，很多时候不是在就事论事地处理案件，而是拿案件说事。

　　一个社会上的原因：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什么叫熟人社会？宗族乡村就是。什么是陌生人社会？市场城市就是。宋朝做到了陌生人社会的和睦相处，手段是开明专制。苏轼在科举答卷中都要分裂国家了，他弟弟苏辙更彪悍，抨击时弊都要骂皇帝了。然后呢？然后苏轼破纪录被取为第三等，苏辙紧跟其后。这就是开明，但也是自信。而清朝做不到这种自信，所以政治上没法开明。

　　然而，到乾隆的时候，大清的人口却由1.5亿干到了3亿。这个规模必然导致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切换。陌生人社会一定要遭遇就业的问题。因为宋朝足够开明，社会也足够活力，人际交互足够充分，所以就业能解决。而满清却无法解决。

　　乾隆时期的《吴县志》记载：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了集体贫困。这是为什么？

　　不要管它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是社会的整体内卷化。简单说就是人际交互不够，社会活力释放不出来，经济无法实现质的超越。于是，这个陌生人社会建立不起来。

　　陌生人社会，一个物质上的问题是解决就业；一个精神上的问题是解决互信。北宋解决了，大清却无法解决。大量闲散的劳动力无法就业，就当了游僧、无赖、乞丐和流浪汉。这种情况下，社会互信还怎么建立？整个叫魂案中，被法办和处理的，大多是散于社会上的乞丐、流浪汉。这种人最弱，也最不稳定，更无法让安分良民放心，所以第一个成为牺牲品。

　　于是，社会不互信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整个社会的神经都是绷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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